对于80后、90后这几代人来说，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这部剧可以说是一生的阴影，冯远征老师用精湛的演技，将安嘉和这个人前风度翩翩、温柔体贴，人后却性格扭曲、猜忌心重的家暴男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但是，作为被家暴的一方，安嘉和的妻子梅湘南，是在容忍了丈夫的多次殴打甚至昏迷、流产、骨折以后，才最终心灰意冷决定离开的。
而梅湘南的遭遇及心路历程，在大多数被家暴者身上都能看到，例如2019年仿妆博主宇芽能控诉多次遭前男友家暴；韩国女星具荷拉生前也遭男友多次家暴，甚至一度被男友打到子宫内出血......据全国妇联第三次调查统计数据，在婚姻过程中遭受伴侣辱骂、殴打、限制人身自由、经济控制、强迫性行为等不同程度家庭暴力的女性，占到了总调查比例的24.7%，而受害人在选择报警之前，平均要遭受35次家暴侵害。那么，为什么很多经历家暴的人，会容忍施暴者一次、多次，甚至长期的暴力？美国在2000年关于亲密关系暴力的一项报告显示，在一生当中，有25%的女性和8%的男性经历过亲密关系暴力。其中，73.3%的女性选择不报警。报道继续研究了不报警的原因，发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警察不会对施暴者采取什么行动，并且有61.3%的女性认为警察不会相信自己，这可能是一种习得性无助（learnt helplessness）。
习得性无助基于一个动物实验，研究的结果是，在经历了不可控的折磨之后，狗会失去反抗的动力，无法逃脱一个本可以轻松逃脱的折磨。这个现象在人类身上也很常见。或许，在反复的无效反抗后，被家暴者们对改变现状失去了希望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有30%左右的人不想要警察和法院的介入。有研究者提出，经济虐待(economic abuse)是一种家暴。经济虐待被定义为施虐者通过干扰伴侣获得、使用、和保存经济资源的能力，来控制伴侣的方法。例如，丈夫通过不让妻子去工作，剥夺妻子获得资源的能力，从而使得妻子不得不依赖他（在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中，梅湘南正是在安嘉和的怂恿下，辞去了学校的工作，随后不得不依赖丈夫）。有研究表明，经济原因是被害人留在施暴者身边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她们离不开施暴者，还有可能是因为一种认知偏差。人们常常无法忽略沉没成本(sunk costs)，即已付出且不可收回的成本。
很多人可能会强迫自己看完一部花钱买的电影，因为怕浪费了买票的钱。而家暴的受害者可能会强迫自己，继续待在曾经付出过时间、精力，和爱的人身边，因为怕浪费了这段关系的沉没成本。还有人不离开施暴者是因为爱。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原因似乎非常扯淡，毕竟爱和虐待听起来像是相反的概念。但受害人对加害人的情感，不一定总是负面的。1973年，一位罪犯在抢Kreditbanken银行（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银行之一）时，劫持了4个人质，与他们一起待了6天。人质们被解救之后，不仅不愿意指证那位罪犯，还攒钱帮他打官司。这种被害者对加害人产生感情的情况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或人质情结。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同理心的滥用，被害人不合适地将自己置于加害人的位置上，同情他们的遭遇，从而产生了正面的感情。
女性的同理心本就较强，面对家暴的人，有可能会产生类似“想要帮你戒掉暴力”的想法。有研究分析了人质和被家暴的女人的遭遇，发现两者其实是很相似的。总之，受到家暴的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无法结束关系的理由，研究并理解这些理由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反家暴干预方案。例如，有研究通过对女性进行理财教育，让她们经济独立，给予她们摆脱经济虐待的能力。当然，本文所引用的研究和调查大部分是在美国进行的。在中国，虽然具体的数据可能有所不同，但这些社会和心理的机制还是通用的。「对家暴说不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制度的完善、人们观念的转变、社会的支持......这些因素都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。1. Tjaden, P. G., & Thoennes, N. (2000). Extent, nature, and consequ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.
2. Postmus, J. L., Hoge, G. L., Breckenridge, J., Sharp-Jeffs, N., & Chung, D. (2018). Economic abuse as an invisible form of domestic violence: A multicountry review. Trauma, Violence, & Abuse, 1524838018764160.3. Stube, M. J., & Barbour, L. S. (1983). The decision to leave an abusive relationship: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psychological commitment.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, 785-793.4. Arkes, H. R., & Blumer, C. (1985). The psychology of sunk cost.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, 35(1), 124-140.5. Graham, D. L., Rawlings, E., & Rimini, N. (1988). Survivors of terror: battered women hostages and the Stockholm syndrome.
